试论《诗大序》文学思想与当时社会背景之关系？

参考答案:诗大序》阐述了《诗经》的特征、内容、分类、表现手法和社会作用，堪称先秦儒家诗论的系统总结。它进一步阐明了诗歌言志抒情的特征和诗与音乐、舞蹈的关系，明确提示了诗歌音乐和时代政治的关系，把《诗经》的分类和表现手法概括为“六义”说，并特别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本文试就这些思想，对《诗大序》的文学思想作一粗浅的探索。 一、 经学兴起的时代背景 秦统一中国之后，我国的文化进入了统一的进程。但秦王朝采取文化专制政策，而且这个王朝存在的时间极短，严格说文学上并无建树。汉兴，文化的统一进程得到继续。汉代是我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全盛期之一，在文化上也有重大的建树。这首先就表现在文化的融合上。齐文化与楚文化融合中原文化，成为汉文化的基础。其次表现在儒学的空前发展上。汉初是尚黄、老的，思想上崇尚无为。武帝定儒学于一尊，以儒学缘饰吏治，思想领域也进入大一统时期。此时之儒学，已不同于先秦儒学。它已建立起一套与大一统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天人关系，君权神授，天君臣民有严格的纲纪遵守。这一思想体系给了我国后来的思想文化的发展以极其深远的影响。在当时当国家从长期分裂走向大一统的时候，这套思想体系，是与它相适应的，具有其积极的意义。政治和思想的大一统，影响于学术领域，就是经学的高度发达。经学的发达，又给文学带来功利目的。汉文学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上发展起来的。《诗》被尊为“经”，用于吏治；对于楚辞的评论依“经”立义；赋的创作目的明确的说是为了讽谏。经学给文学以约束，给它规定了发展的方向。 二、 《诗经》的流传 我国文学发展的初期，诗、文是主要样式。诗的最早的形态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歌谣。早期的诗来自民间，多数为集体创作。经采集删订，成《诗》三百，用之于宴飨、讽颂、言语。《诗》的时代，诗、乐、舞是一体的。从文学的角度说，初期出自民间的诗，或有非功利之目的；但是删定而用于教育、用于政治外交场合之后，它的非功利的目的也就消失，而赋予了功利的目的。这就是说，我国文学发展的初期，诗主要是以其实用的功能存在的。诗的创作是一回事，诗的解读是另一回事。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本称为《诗》或《诗三百》，汉代以后才尊为“经”。它收录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公元前11世纪到前6世纪中）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共305篇。包括《国风》（分为十五国风）160篇，《小雅》74篇，《大雅》31篇，《颂》（分为周颂、鲁颂、商颂）40篇。《小雅》中另有6篇“笙诗”，仅存诗题，不在305之数。 “《诗经》”是后起之名。从“诗”或“诗三百”，到尊之为“经”，称呼的变化与《诗经》的作用以及人们对它的认识有关。秦以前，除去祭祀、宴享时奏唱而外，《诗经》还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是常常作为外交场合言谈应对的辞令，一是作为教育的课本。在外交场合断章取义、赋《诗》言志的情形，《左传》中多有记载。而作为教本，大约由孔子始。《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人焉。”《论语》载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季氏》），“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阳货》），可证司马迁之言不诬。这个时期，《诗》是一种比较平实有用的工具，还没有上升为不可违背的“经典”。秦火之后，《诗三百》随其他典籍一道遭焚。只因为它是乐歌，有幸在学者的记诵中得以保全。汉代传授《诗经》的有四家，即：鲁人申培，齐人辕固，燕人韩婴，赵人毛苌。或取其国名，或取其姓氏，而称为鲁、齐、韩、毛四家诗。《诗经》在其编辑之初，人们便着眼于它的实际用途；到了汉代，经学兴起，学术与政治联姻，《诗经》作为五经之一而显赫、兴盛，一跃而为儒者言必称引、论必为据的经典。鲁、韩、齐三家诗先后于文帝、景帝时立博士学官，属今文经；毛诗出现稍晚，又是古文经，未得立。但是到东汉末年，儒学大师郑玄为毛诗作笺，随着郑学大昌，毛诗遂独行于世，其余三家诗逐渐消亡，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诗经》便是毛诗。 三、《诗大序》的内容 《诗大序》为《诗经》之研究著作。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齐、鲁、韩、毛四家诗原本都有序(据清代魏源《齐鲁韩毛异同论》)，但三家已失传，而《毛诗序》独存。前人认为现存《诗序》有“大序”、“小序”之分。一般认为列在各诗之前、解释各篇主题的为“小序”；在首篇《关雎》的“小序”之后，从“风、风也”句开始，概论全经的大段文字为“大序”。也有人认为《诗序》总论诗之纲领，无小大之异。 关于《诗序》的作者，历来众说纷纭。 汉代郑玄认为“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对此魏晋以来无异议。至刘宋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提出《诗序》为东汉初的卫宏所作。 唐人所修《隋书·经籍志》以为《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卫宏又作增益润色。韩愈以为“子夏不序《诗》，汉代儒生，欲自显立其学，借之子夏以自重”。 宋代王安石认为《诗序》为诗人自制；程颐认为“小序”是国史旧文，“大序”出于孔子；郑樵则认为《诗序》为村野妄人所作。自朱熹直到清代的姚际恒、崔述、魏源、皮锡瑞等，都持卫宏作《诗序》之说，因为《后汉书·儒林列传》明言“(卫)宏从(谢)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 但也有人认为《诗序》非一人一时之作，“小序”首句为毛亨以前经师所传，以下续申之词为其后治《毛诗》者补缀而成，卫宏可能是最后的集录、写定者。 对此，《四库全书总目》的《诗序》提要及清代崔述《通论诗序》可资参考。 诗小序：是《毛诗》中列于各诗之前解释各篇主题的文字。往往先列教义，从美刺立言，以见诗人之情；随附史事以明之，材料则多取自《左传》。其论各篇之主旨，除《颂》之外，《国风》一百六十篇中，美诗仅十六篇，刺诗七十八篇；《小雅》七十四篇中，美诗仅四篇，刺诗四十五篇；《大雅》三十一篇中，美诗七篇，刺诗六篇，故后人有“强分美刺”之评。朱熹云“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朱子语类》)然《诗序》的讽刺之说于后人作诗多寄托、言于此而意在彼不无影响。 诗大序：《毛诗》在首篇《关雎》的“小序”之后，从“风、风也”句开始，概论全经的大段文字为“大序”。(据孔颖达《毛诗正义》说) 大序阐述了诗歌的特征、内容、分类、表现手法和社会作用，堪称先秦儒家诗论的系统总结。它进一步阐明了诗歌言志抒情的特征和诗与音乐、舞蹈的关系，明确揭示了诗歌音乐和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把《诗经》的分类和表现手法概括为“六义”说，特别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这些思想对古代诗歌的创作与批评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序》中提出了“六义”、“正变”、“美刺”等说。 “六义”之说承《周礼》的“六诗”而来，其中的“风”、“雅”、“颂”一般认为是诗的类型，“赋、比、兴”被认为是诗的表现方法。“六义”的提出，把《诗经》的学习和研究推进了一步。 “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段话对于诗与志、志与情的关系以及诗歌的艺术特征提出了精深的见解，并涉及诗歌和时代以及政治的关系，肯定了吟咏性情的诗歌，有很大的教化作用，丰富了所谓“诗教”的内容。而后代儒家对《诗经》的附会曲解，也往往从这里生发出来。 “大序”又说：“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认为天下大乱就会产生怨刺的诗歌，政治的清明与黑暗，决定诗歌的“美”“刺”内容。这种说法有它的合理性，美刺精神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比兴传统的确立，对后代诗歌创作和批评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但《诗序》作者把《诗经》当作“谏书”，千方百计赋以“美”、“刺”的意义，而其所言“美”、“刺”，又缺乏一定的标准，往往自相牾。后来郑玄按《诗序》的说法，将《国风》、二《雅》265篇划分为“正”诗59篇，“变”诗206篇，并无确切依据，以致造成了很多附会。 《诗序》对《诗》305篇作了不少穿凿附会的解释，致使许多诗篇的本义被掩盖了，这是它的缺点；但《诗序》毕竟是先秦至汉代儒家诗说的总结，有一部分解说和其他先秦古籍有关记载可以互相印证，确有依据，应当区别对待。后来郑樵作《诗辨妄》，朱熹作《诗序辨说》，对《诗序》的解说多所诘难。 《诗》大、小“序”附载于《毛诗》，单行本甚少，仅见几种。《诗序》，不分卷，4册，旧题周代卜商撰，明刊古文本。《小序》1卷，题卜商述，明钟惺辑，《古名儒毛诗解十六种》本。《诗序》1卷，附《诗集传音释札记》1卷，元庐陵罗复辑，刊本。另外，清象山姜炳章撰有《诗序广义》24卷，嘉庆遵行堂刊本(以上二种均杭州丁丙八千卷楼旧藏)。清武威张澍撰有《小序翼》27卷，原稿本。 四、《诗大序》的文学思想 （1）《毛诗大序》对诗歌的抒情性质的认识 　　首先，明确提出了“情志统一”说。早在先秦时代就有“诗言志”的说法，《毛诗大序》继承先秦典籍，特别是《乐记》的观点，说：“诗者, 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提出了“情志统一”说，强调诗歌是抒情的，明确指出了诗歌通过抒情来言志的特点，虽然它在情志关系上更重视“志”。 　　其次，《毛诗大序》又说诗歌创作要“发乎情，止乎礼义”，要求诗歌的抒情必须要符合礼义的要求，不能违反，对诗歌的抒情作用提出了限制和规范。总体上说来，这就没有脱离儒家“诗教”传统观念的保守性，限制了诗歌抒情理论的健康发展，仍然容易使诗歌成为礼义说教的工具。 （2）关于文学和社会现实关系以及文学对社会现实生活的作用的论述 　　《毛诗大序》认为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有两个方面： 　　首先，文学艺术（包括诗歌）是现实政治、社会生活的反映。文章中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这就是说，社会政治状况不同，所产生的音乐（诗歌也是一样）便有不同的情感内容和风格特点，那么，反过来，从这不同的音乐（诗歌也是一样）就可以了解当时的政治好坏和治乱得失。又如，它还提出“变风”、“变雅”说，认为这是“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衰败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生活在文学艺术（当然同样包括诗歌）上的反映，对文学和现实的关系作了明确的论述。 　　其次，《毛诗大序》很重视文学对于社会、政治的教化功用和诗歌的谏劝讽喻作用。这就为诗歌的谏劝讽喻作用提供了理论根据。 　　总之，《毛诗大序》认为文学特别是诗歌有教育的作用，同时肯定了诗歌的讽刺批评的作用，这就为现实主义的作家开辟了广阔的创作道路，对我国古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影响。 （3）《毛诗大序》所具有的民本思想倾向 　　《毛诗大序》是典型的儒家诗论观，先秦孔子、孟子等儒家大师，在接触到文学的作用时，常常表现出民本倾向。《论语》肯定了诗“可以观”、“可以怨”，就是说诗可以观察社会政治和道德风尚的状况，可以怨悱讽刺上政，对统治者进行谏劝。这就表现了孔子对社会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关心，是一种民本思想的体现。《毛诗大序》在论述诗歌的基本特征时，肯定了诗歌是以人的情志为出发点，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结果，认为诗歌是人们抒情言志的体现。另外，《毛诗大序》注重诗歌反映、批判现实，关注民生的政治社会功用，认为统治者可以“以风化下”；下层人民可以“以风刺上”，并且要“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可以说，《毛诗大序》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儒家关注现实、关注民生的带有民本倾向的文艺观。 （4）《毛诗大序》的诗“六义”说 《毛诗大序》提到“诗有六义”的说法：“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文论选读课的主教材《中国历代文论精选》的“题解”没有对“风”、“赋”、“比”、“兴”、“雅”、“颂”作全面解释，但后面的注释说：“风，指风教臣民百姓，并且可以表达臣民心声，讥刺上政。”“赋，用作动词，指铺叙直说。”“比，比喻。”“兴，起的意思。兼有发端和比喻的双重作用。”“雅是正的意思。”“颂，周王朝和鲁、宋二国祭祀时用以赞神的歌舞。”教材“题解”只是笼统地说：“它（按，指《毛诗大序》）在解释风、雅的意义时，接触到了文艺创作的概括性与典型性的特征，所谓‘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者，是说诗歌创作以具体的个别来表现一般的特点。”也就是说，它对风、雅的解释符合现代文艺理论中以个别表现一般的观点。 五、历史渊源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汉儒传《诗》，使《诗》经学化，固然有对《诗经》的曲解、附会，但汉代形成的诗教传统和说诗体系，不仅对《诗经》的研究，而且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下，耸立着由不同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上层建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29页。） 时代越早，群体对个体的束缚、个体对群体的依赖都越强。所以，在《诗经》的时代，齐一就成为社会的普遍要求：公众的齐一才能构成强大的群体；有了强大的群体，个体才能获得有力的依靠。春秋时的几个最重要学派的学说中，都在不同程度上含有这样的内容，也就意味着这要求在春秋时代早已根深蒂固，深入人心。例如，墨子主张“尚同”（那是“言皆同可以治也”，见《汉书﹒艺文志》注），孔子要求对民众“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固然都是希望社会的齐一；就是老子的鼓吹“常使发无知无欲”，也是使民众处于“无知无欲”的齐一状态。齐一既然是社会的普遍要求，自必成为那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的组成部分。因而凡是有害于这种齐一的东西，必然受到此一“人的本性”的排斥。而为了维护齐一，防止人与人之间可能发生的摩擦、冲突，就必须大家都心平气和，避免激动，磨去棱角，保持平衡而反对新变；于是，庄重、舒缓的感情，与这种感情相应的音节组合、乐调，受到了此种“人的本性”的肯定。反映在审美意识上，这些也就被当作了美。 在《诗经》产生的年代，我们的先人在自然条件相当艰苦的黄河流域以宗法制度为核心建立起一个农业社会。这个社会为了生存发展，需要强大的集体力量，需要内部秩序的稳定与和谐，而相应地需要抑制其社会成员的个性自由和与之相联系的浪漫幻想。正是在这种“生存的社会条件下”，形成了《诗经》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并且，由于中国——尤其中原社会的基本特点维持甚久，作为中国文学重要起点、又被奉为儒家经典的《诗经》，其特色对于后代文学的影响，也就非常之深远。 儒家倡导的“中庸”精神对中国古代文学有深刻的影响，孔子称赞《诗经》“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这种观点后来发展成“温柔敦厚”的“诗教”说（见《礼记﹒经解》），即主张在文学作品中有节制地宣泄情感，而不要把感情表达得过分强烈。在这种文学思想的指导下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中和之美。一般说来，中国古代文学中很少有剑拔弩张地表达狂怒或狂喜的作品。多数古代诗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着“诗教”的精神，以“怨而不怒”、“婉而多讽”的方式来批判现实。诗人在抒写内心情感时总是委婉曲折，含蓄深沉。中国古代诗歌中决不缺少深挚的感情，但从未达到过西方诗歌那种“酒神”式的迷狂程度。情感宣泄的适度与表现方式的简约使中国古代文学在总体上具有含蓄深沉、意味隽永的艺术特征，这正是中华民族平和、宽容、偏重理性的文化性格特征在古代文学中的积淀。